9月13日的《南方都市报》介绍了一位传奇人物，他叫蓝天柱，一名自称执着在科学研究领域、却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他拥有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的学位，遭遇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唐山农村，却一直自费从事科学研究，在小窝棚完成18万字的数理遗传学专著。日前，他的一部36万字的遗传性专著又正式面世。

　  对于蓝天柱研究著作的学术价值，人们见仁见智。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们无从置喙。但是一个人可以在“文革”中冒着被“拔白旗”的危险，利用被下放到农村的环境，流连于田间地头做着“黑实验”：可以历20多年如一日，以“编外科学家”的身份，自费从事研究。这种醉心科研、执着探求学术真理的精神，不得不让我们为之动容。

　  如果仅仅将蓝天柱的行为看做极为个别的偶然事件，那么一番唏嘘钦佩之后，一切都将归于平静。蓝天柱个人今后的研究环境或许会有一些改善，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只是今后的随行者如白天柱、黄天柱呢，他们的境况是否会有一个根本的好转?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权利意识勃兴的今天，这句话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只是人们多是从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方面来理解，认为学术人人可以问津，非一家一派所能独擅。尽管让国人明白这句话所包含的理念，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艰辛，甚至是血与火的代价。但仅有此显然不够，如果缺乏相应的措施保障，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只能是空中楼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仍然只是一纸空文。

　  众所周知，但凡要开展研究，就必须查资料、购仪器、买药品、做实验，而这些都离不开一定的经费支持。目前，政府下拨研究经费的方式是按学科门类和研究单位来申请研究项目。而项目申请，对于申请者有不少门槛限制。比如说要在相关的科研单位工作，属于在编人员(即具备体制内的身份)，要有一定的学历职称等等。蓝天柱尽管有一定的学历，也有一定的科研能力，但不在生命科学研究部门工作，自然就被剥夺了申请项目的资格。所以他只能自费研究、自费出版著作。

    而对于体制内的研究人员来说，很多时候，研究项目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工作就在申请这个环节上。至于项目的进度情况，中期的监督以及后期的审查，倒在其次了。这也造成了不少科研人员重申请(即跑关系)轻研究的状况。这从“汉芯一号”发明人陈进弄虚作假，靠几个打磨条，成功骗取国家上亿元拨款的事情中可见一斑。而象征着中国最高学术权威和学术良心的中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在日前的审计中也被曝出挪用挤占科研经费的问题，更是令人为之寒心。

　  除了申请项目，在专利申请、外出考察、学界交流等方面，同样存在着体制内外的分野。这一泾渭分明的体制鸿沟，日益将本为天下公器的学术变成了体制内的私器；更是直接导致了当前无比繁盛的学术泡沫，同时却把真正的学术金矿深深埋葬。据说，我国科技论文数量早已跃居世界第五了，但质量呢，对世界科技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