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一座房，东西两邻居。我家五口一个也没有死，他家五口一个已没有活，此是机遇的不同。他家分居出去的儿子四口，又死了两口。大家庭共九人，死了七人。多悲惨呀！

一、永别的一笑

在大地震中，隔墙没有倒塌，而是垂直抛起，稍移动后又垂直落下，正好压在两位老人腰间。好像是腰斩，而又未斩断，还连在一起。老人的内脏都被挤压出来了，肠、肚、心、肝、肺、血水和沙土混合在一起，胶结成一块。

我家住小院正房西边，东边住了另一户人家。我们两家同一个正房的大门出入。进门的那间房子，名义上各占一半，但无隔墙，实为共享。两家朝夕相处，谁家的事，都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口传心照，大体都知道彼此的温饱。

东邻居老两口，老头子叫郑和，老婆子叫李瑞莲，都是六旬左右。生有三儿一女，都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叫郑顺理，而立之年，在开滦煤矿机修厂当工人。已经成亲，有了三个孩子，分居出去了。还有两儿一女，都是适龄的下乡青年。两儿为双胞胎，早生的一个叫郑顺业，该下乡就是不下乡，长期居住在家中；晚生的一个叫郑顺兴，下乡了，但还经常从近郊农村回来，在家住宿。女儿下乡时，和当地农民结婚了，很少回娘家来。

我记得大地震那天晚上, 他家居住着老两口，两个儿子和一个小孙女,共五口人。震后，我曾一一招呼他们，都没有回声。我下意识感到，他们全家可能震亡。多悲惨呀！同住一套平房，一家在东边，一家在西边。我家五口人,一个也没有死, 而他家五口人，一个也没有活。这仍是机遇，由于在房屋倒塌时，各人的机遇不同，就有不同后果。

郑和原是工商联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被开除了公职。大地震前那天上半夜，我在他家坐在炕上和老人促膝谈心。

老人的一生非常坎坷。中学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他活动能力强，曾担任过小队长之类的小头目。中学毕业后，在当地镇公所担任文书职务。解放后被留用，安排在镇工商联工作。由于那时年青，又肯干，曾被送到河北省工商联培训班学习。学习回来后，工作做得很出色, 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哪料，现在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赶出工商联。

老人失去工作后，这么大家庭，就只有大儿子和儿媳妇两人工作，有固定收入。低工资，哪能养活全家？其它则是零打碎敲,收入极微,无济于事。由于入不敷出,为补偿低生活支出，逐步把家具和杂物变卖光了。家中空空如也。

那时，青年人找个工作困难，老人更困难，像这样历史有问题, 又被开除了公职的，就根本没有可能。我知道他能写一手好字，也多少能画画。我劝老人写些字画去卖，老人苦笑了一下。这是老人的顾虑和为难。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写字不写封、资、修, 专写革命诗词和毛泽东语录。画画不画花、鸟、鱼、虫，不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画工、农、兵和工人阶级有力量。”又说：“那还不成吗?”

老人又是淡淡一笑，这是老人多少年来没有过的一笑。真没有想到,这淡淡一笑, 就是老人和我永别的一笑。

我看老人还是不说话，又说：

“那些做个体户、小摊贩的，被说成是投机倒把分子。难道写写画画，自产自销，也是投机倒把吗？”

这时郑和才说话了，他说：

“你天天到沙河边。那些在沙河边卖农副产品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自产自销的贫苦农民，人家还要割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斩尽杀绝呢！”

老人对周围事物进行分析，又能联系个人实际，以思量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很欣赏。

他提到的沙河，是我们居住地附近的一条河，是唐山市和滦县的分界河。河的东边是滦县，西边则是唐山市东矿区。有条小通道，河两岸居民和农民为便于来往，集资修建了一架供人行的竹木桥。当地农民利用两岸管辖之别，靠近城市居民区的地利，常把自留地生产的蔬菜、庭院里喂养的家禽和蛋，拿来这里摆卖，以换回盐巴、火柴和其它日用品。

这里被当局视为小黑市、阶级斗争新动向、资本主义新萌芽。当东矿区工商管理人员来扫荡时，当地农民就跑到滦县一岸；当滦县工商管理人员来扫荡时，当地农民又跑到东矿区一岸。这里的农民很强悍，上面来的人少了，他们联合起来打跑赶走。上面来的人多了，他们就跑，跑了又来。两地工商管理人员都怕当地农民，他们都不敢单独行动，连路过这里都不敢。每次扫荡，都要载来一大卡车人，如临大敌。

这条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常割常长、又常长常割的尾巴，是割不断又长不长的尾巴。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才认为农民在自留地和庭院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是完全正当合法的行为，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尾巴。从此，附近农民和小贩都到集市和街巷叫卖，这个所谓的“小黑市”也就自生自灭，不复存在了。

可是郑和已看不到这一天了。当时他面临的是绝境和饥饿。

这个晚上，我和他交谈了两小时。他的妻子李瑞莲是家庭主妇, 在困难生活中，勤俭持家，把孩子拉扯成人了。当我和老头谈话的时候，她也在近旁，但她没有插一句话。也许她还在盘算着，米缸里还有多少米，明天将要下多少米，可以做出几碗饭，能否为一家老小填饱肚子。但她没有想到，这一计划, 不能在阳间实现，要她带到阴间才能实现。

后来观察分析, 他们住的是两室套间，中间有一道隔墙。内间住的是老两口，还有一个小孙女。隔墙没有地基，是紧贴地面砌起来的。在大地震中，隔墙没有倒塌，而是垂直抛起，稍移动后, 又垂直落下，正好压在两位老人腰间。好像是腰斩，而又未斩断，还连在一起。老人的内脏都被挤压出来了，肠、肚、心、肝、肺、血水和沙土混合在一起，胶结成一块。分析老人临死的时候，可能还来不及哼一声，就已昏死过去了。

老人身边的小孙女，则没有任何伤痕，但被房屋倒塌下来的灰沙和土掩埋, 估计是由于得不到及时抢救，窒息而死的。在唐山大地震中，被倒塌的砖石、石灰焦子板块和木料直接击中而死亡的是多数。但没有被直接击伤，而是受围困，被灰沙埋没，窒息而死的，也为数不少。

二、送了他一程

兄弟俩一起向门外跑。只跑到房门口，就被倒塌下来的一根大木梁猛打在头上。他们脑浆四射，在血泊中倒下。他们的尸体被压在大梁之下，几百斤重的大梁，肠、肚挤压出来了。他们可能来不及哼一声，来不及叫声亲爹娘，来不及回想一下人间的欢乐和邪恶。

外屋住的是两位双胞胎兄弟，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进入中学念书。在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声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认为每个人都有阶级烙印，应受到不同的政治待遇。在学校里，阶级出身不好的老师，不能教政治课，不能当班主任，更不能担任学校领导。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受到歧视和排挤。如不能担任班干部，不能参加这个或那个组织和活动。这对双胞胎兄弟，父亲是当地大名鼎鼎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是出身于黑中之黑的家庭，理所当然应受到歧视和打击。在学校里，他们不得舒心，回到家中又难得温饱。这是一对苦难深重的孩子。

他们两兄弟的面貌和体型，从遗传学角度来分析，应该认为是同一个卵细胞受精，后来分裂为独立的两个。这两个分裂后的卵细胞，其核基因完全相同, 而细胞质又来自同一个卵细胞。它们同在一个母胎里, 接受同一营养而发育成长。所以他俩在面貌和体形上都很相似，在学校和街道上常被误认为一人。

但两个人的性格和体质又是这么不同：一个体质强壮、性格顺从；一个体质纤弱、性格抗逆。晚生的一个体质强壮。中学毕业时，学校动员下乡，他第一个报名。宣布下乡名单后，他第一个报到。在下乡期间，生产队长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干活总是跑在前头。早生的一个体质纤弱。中学毕业时，学校动员下乡，许多人都报名了，他不报名。校长找，班主任找, 不管怎么说，就是不报名。不报名，也宣布你下乡, 当作下乡知识青年看待，取消城市户口。通知转到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找，居委会又找，就是不去。还动员父母劝说，父母迫于无奈，也得劝说儿子下乡。不管怎么说，不去就是不去。这一对双胞胎，接受同样胎儿营养和胎教；同样生活和受教于一个家庭；同在一个班级接受学校教育；在同一社会条件下，接受社会影响。只能认为是同一条件下，由于接受的不同，而产生体质和性格的差异。

这一对双胞胎也有共同点, 都很勤劳和节俭。当地许多下乡知识青年, 在农村劳动所得，不能自顾生活，需要家中补贴。但这一家顺从下乡的儿子，从来不要家中补贴。在农村总是争取多出工多干活，并省吃俭用。他经常把节余下来的口粮，用小书包背回家中来。宁死不愿下乡的儿子，在家中长住。那时，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权力很大，不给开个留城待业证明，想在城里做临时工，掏大粪，扫大街也无门可入。他跟人学画碳素人头画像，心灵手巧，很快就上了手。当地人为纪念已见上帝的老人，常把老人画像挂在厅堂里。因此，常有人送来小张的老人相片，请他画像。他每月从中得到一点微薄的礼金，全数交给父母，以补贴家用。

大地震前两天，下乡的儿子从农村回来，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又背着小书包回农村去，我还送了他一程。这一程很远，足有几里地。我从来没有这么远程送人。我一路和他交谈，谈的都是我所熟识的农村现状。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头脑，是个可以造就和培养的实践家。一句接一句，就忘记了走了多远。那知道这就是永别的“送了他一程！”

当时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生产非常落后，更显得劳力过剩，工不够做，饭不够吃，农民生活极为困苦。又来了一大批城市青年，去和农民争工作、争饭吃。这些青年都是城市的中学毕业生，他们在城市难就业。当局为减轻城市失业人员年年巨增压力，就把他们转移到农村。还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青年在朦胧梦幻中来到农村，慢慢理解是怎么一回事，致后来兴起了知识青年回城的大请愿。

一路上，我和他谈了很多农村劳动和生活的事。

“生产队领导对知识青年，一般还能一视同仁。下乡青年和当地农民一样派工，同工同酬。”他又说，“但工酬很低，除了实物分配口粮，每工只能分到二、三角钱。”

“这还是比较好的啊！”我长期在农村工作和生活，熟知农村实际情况。

我又劝他：“好好干，将来也许有出头之日。”

不知何故当天晚上, 他又回到家中来。可能是看见父母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专程捉回一只老母鸡来孝敬父母的。老人有这样的好儿子，应该感到高兴和满足。但是，还来不及享用老母鸡，就在大自然灾难中去世了。

大地震那天晚上，双胞胎兄弟二人又一起睡在外屋的炕上。从后来目睹现场的情景来分析，两兄弟都惊醒了，他们俩一起向门外跑。只跑到房门口，就被倒塌下来的一根大木梁, 猛打在头上。他们脑浆四射，在血泊中倒下。他们的尸体被压在大梁之下，几百斤重的大梁，肠肚都被挤压出来了。他们可能来不及哼一声，来不及叫声亲爹娘，来不及回想一下人间的欢乐和邪恶。

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形象，久久在我脑中回旋。他们的面貌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性格一文一武、一顺一逆，好像天生互补的一对。他们都度过幸福的童年，又都度过苦难的青年时代。生活现实使他们变得沉默寡言，但都很沉着，都能根据自己的理念，去处世和行动。他们同一个时辰生，又同一个时辰死。如果不是死于大地震灾难，都可能是大有作为的人。

三、松开了手

她紧拉着丈夫的手，当她把手松开时, 就是夫妻一场，最后的永别。丈夫感到手被松开了，急呼爱妻。眼睛已经发白，再不会回答。他只得把妻子的尸体放在儿子尸体的近旁，找张床单盖上。

分居出去的大儿子一家，夫妻俩郑顺理和陈秀常带着孩子回老家看望父母。我比他父亲小十多岁，比他大十多岁。可以说是同辈，也可以说是长辈。他尊我为长辈，称呼我为叔叔。他每次回老家来看父母的时候，都顺便向我问长问短。

大地震前两天，我在小院里，坐在一张老爷椅上乘凉。他从家中拿来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对面。他原是这个院里的老住户，一年多前我搬来时，他已搬出去了。因此，我对他不很了解。我关心地问他，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他告诉我, 这样一段人生的经历。

那时还没有“文化大革命，父亲还在工商联工作。他在一所中学念书，是数学尖子。数学比赛，他得年级第一名。初中毕业后，他很想上高中，将来考大学。但由于家庭经济原因，靠父亲一个人工资收入，要维持全家六口人生活，常是入不敷出。为全家生活和弟妹们能上学，他放弃了继续升学的念头。那时，初中毕业生找工作还不是很难，他只有十六岁，就被开滦煤矿机修厂接收为新工人。地震那一年，他已是一个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当时和我同龄同班的同学，许多都上了高中，考取了大学。他们出来工作，都比我有本事，我真羡慕他们。”他感慨地说。

我认为他是很会思考，讲求实际，上进心很强的好青年。那天，我也很有感慨地跟他说了两个小故事。

故事之一：我妻子任教的一所中学，进驻了毛泽东思想工宣队。工宣队员中有文盲、小学文化程度，最高学历是初中毕业。工宣队长是商业部门搬运工，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那时毛泽东思想工宣队的权力很大，在学校可以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一天，这位工宣队长给全校教师训话：

“我是毛泽东思想批发商，你们做老师的，都是零售户。你们的任务，就是从批发商那里批发来，然后向学生贩卖。”

我妻子是学历史的，多年来在大学和中学一直教政治。工宣队进驻后，要她改教语文、英语和数学，她都接受了。后来又要她改教生物，她觉得自己在中学和大学都没有学过生物课，婉言推辞。

“大学毕业了，什么不能教。”这位工宣队长自以为有理地训斥。

又说：“听说你丈夫是学生物的，还有点名气。难道你没有向他学到一点？难道你不会叫他在家里卖给你，你来到学校再卖给学生吗？”

故事之二：当时唐山市某市委书记，是一位老革命，只能勉强地认得几个字，他做报告都是三个字一句的。

一天，他给党员干部做报告，题为《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堡垒。》他说成：“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堡垒。”

他一时脱离了秘书给准备的讲稿，作了自由发挥。他说：“要把党支部建设得像日本鬼子的堡垒一样坚强。”

台下的听众，认为这太不是味道，骚动起来表示抗议。他又补充说：“我指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铁路沿线修的堡垒。”

讲完这两个故事后，我说：“现在知识分子都被说成臭老九，受排挤、受打击。没有文化的可以闹革命，可以当权。大学也不办了。你还这么羡慕大学生干什么？”

但我把话说回来：“我认为将来大学还是要办的，还是要招生的，知识还是有用的。”我还若有所思地说，“现在虽然不重视知识和人才，但将来会重视的。”

听了我这番话，他很受鼓舞，表示要坚持学习，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

郑顺理长得眉清目秀，聪明智能,又练得一身好武艺，精力旺盛过人。他虽然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但爱学习，爱动脑筋，干起活来总是跑在前面，还肯帮助别人。人称小能人、小师父，如果不是父亲历史问题的株连，可能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可能被提拔当个车间小头目。但在那些年代，这些荣誉总是和他不沾边

他的妻子陈秀很瘦小，黑黑的肤色，嘴巴特尖，其貌不扬。但对人非常善良，和气喜人。在一家医院当收费员，总是笑脸相迎，百问不厌，扶老携幼，得到很多病人和家属的好评。她对自己的丈夫体贴入微，把家务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她还鼓励丈夫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技术水平。因此，小两口非常恩爱，感情很深。

那时，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马寅初的人口论还继续受批判，被认为是马尔撒斯反动人口论的翻版。马寅初被说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小两口哪知道计划生育，只结婚几年，生有一男二女。他们居住在开滦煤矿工人宿舍里。

这个小家庭，夫妻上班。虽然低工资，但有两份工资收入。供养小家庭全家五口，生活还可以过得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公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了公职，又要夫妻俩养活公公和婆婆。还有小叔，该下乡就是不下乡，留在家中也要吃饭。这样原只可供给五个人吃的饭，即要供给八个人吃，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做儿媳的陈秀没有一句怨言。相反，她认为有这个称心如意的丈夫，有这个美好的小家庭，还是公公和婆婆的功劳。那时社会物资奇缺，什么都要凭票证，才能购买到一小点，又没钱到黑市去购买。她在开滦煤矿医院工作，有时能得到一些福利性的供应，如白糖，肉、蛋和水果。她一点也不肯自己单独吃，也不肯拿回自己小家庭去，如数带到老家来，供大家一起食用，还让公公和婆婆多吃一点。在艰难和困苦生活中，充分体现她尊老爱幼的孝心和爱心。

老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常向人夸她这位好儿媳。

在大地震中，这处宿舍都倒塌了,夷为平地。郑顺理被埋在废墟下，但幸运没有受伤，很快就从废墟下爬出来了。他火急地抢救家人，悲痛的事，一件件接踵而来。

首先把小儿子扒出来,是个死的，他忍痛把小儿子尸体放在一旁。又继续去挖掘妻子和小女儿，在一瞬间曾得到宽心, 挖出来的两个都是活的。妻子看到死去的儿子, 更加悲痛。她没有外伤，看不到任何表面的伤痕，但受了内伤，伤势很重，不久就口吐鲜血。她虽然知道自己的伤势很重，已活不成了，但还关心着老家, 有公公、婆婆和大女儿。因此，她推着丈夫回老家去，抢救公公、婆婆和大女儿。丈夫看见爱妻吐了这么多鲜血,也知爱妻将活不了，但他又哪能在她临死之前，把她抛开呢!

他紧紧把爱妻抱在自己怀里。爱妻不仅口吐鲜血，鼻孔也流血了。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还用微弱断续的声音劝丈夫说:

“要把两个女儿拉扯大，给他们找个好后妈。”她不知大女儿震亡，不在人间了。

她紧拉着丈夫的手，当她把手松开的时候,就是夫妻一场，最后的永别。丈夫感到手被松开了，急呼爱妻几声。妻子眼睛已经发白，再也不会回答他。

他只得把妻子的尸体放在儿子尸体的近旁，找张床单把妻子和儿子的尸体盖上。

郑顺理默默地在妻子尸体旁坐下，往事就一幕幕地显现在他眼前。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妻子就劝他努力学文化。妻子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比他高。她就在炕边, 手把手教他学习高中数学课。那种亲昵和爱护之心，他记忆犹新。他想习武，妻子认为习武能健身，又能防身，表示了极热情的支持。她把家务事全包在自己身上，让他下班后，能按时去习武。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家叫他参加“造反派”，他参加了。因为他在车间，有小能人、小师父之称，又肯帮助别人，有点威信，还要选他当个小头目，做什么“造反派”小队长之类的东西。那时，他对“造反派”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认为当个什么小头目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他推却了。

哪料“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父亲黑，儿子也黑，他也被“造反派”开除了。在他难过和消沉的时候，又是爱妻鼓舞着自己。为减轻他的精神压力，她对他更体贴入微，并敦促他更好地学习。在那段时间里，许多人都用大好时光去闹什么“造反”了，他就在家中默默地自学完高中课程。

有人说，任何有作为的人，都有一位贤内助在背后支撑着。他虽然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她堪称贤内助。她给予他的精神支持，是难以计算和量度的。现在她去世了，他默默自语：

“安息吧！”

郑顺理认为人死不能复生，又理智地站了起来。死去的已经死去，在老家居住的父母、兄弟和大女儿，还未知生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