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成了田间试验，也晕倒在田间地头。我把调查记录随身带着, 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整理。我在病房里，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八个月后，病情有所好转，几年来积累的试验资料，也整理差得不多了。我得到了人生自我奋斗，自我欣赏的乐趣。

一、从种到收

从种到收, 一百多个品系种子，做四个重复,要求单种、单收、单打、单晒干。这是很大的工作量，我在几个农民技术员帮助下，按质按量地完成，感到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愉快。

第二年，要重复第一年的配种，为第三年提供试验用种。这部分工作量就和第一年一样。增加的工作量，是对第一年配制种子设置试验观察。高粱不育系一个，恢复系八个和杂交种八个共十七个；玉米自交系十个，正交和反交单交种九十个，共一百个。都要种植到田间，还要设置几个重复。从播种到收获都不能出任何差错, 还要进行田间观察调查和室内调查。这样，第二年工作量比之第一年工作量要大十倍二十倍。这是最艰苦和繁忙的一年。

　就从播种谈起吧。试验要求做四个重复，即每个种子应分装为五袋，四袋播种，一袋备用。一百多个品系种子，即要分装为几百袋。研究单位有现成布袋或牛皮纸袋分装，而我这里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用废报纸糊成小纸袋分装。废报纸薄容易破，特别是受潮更容易破，都要小心翼翼装入备用。移到田间种植时，为保证准确无误，都要按照设计种植图，将种子袋摆放在地头。摆放完后，要经多次检查校对，认为确实无误，才能开始播种。

试验严格要求同一条件，只有在同一条件下，才能分析比较，才能有试验意义。要求土地的整地、施肥和浇水都在同一条件下,还要求在同一天内播种。这么大的试验，这么多的种子，不是一个人, 一天就能干完的事。我请来几位农民技术员帮忙。

他们虽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但还是由于文化素质低，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的时间还很短，比不上研究单位田间试验工人的技术水平。虽然他们工作很认真积极，但是我还要来来回回检查和指导他们。一天下来，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嗓子哑了，累得不能动了。他们也疲劳不堪，但是没有一句怨言。我从家中拿来凭国家配给的票证才能买到，而又少得可怜的一点白糖，叫他们烧糖水饮用。虽然谈不上什么酬谢，但情义重于物质。他们非常热情地支持我说:

“今天干活累了一天，但是很高兴”。又说：“以后有什么活，只要打个招呼, 就会来。”

我得到这样热情的支持，又完成了任务，内心感到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愉快。

又从收获来说吧。一百多个种子的试验以及每个重复，都要单收单打单晒干。这也是天文数字一样大的工作量。我又在几个农民技术员热情帮助下，按质按量，全无差错和失误地完成。他们帮助把一捆一捆的搬到一所小学,就占去该小学一大片地方。

小学生好奇，都围前来。该校老师自动来帮忙，教育他们的学生，不准动一条枝茎，一粒种子。好奇的小学生，也只看，不敢动手。有调皮的学生摸摸这、摸摸哪的，较大的学生就出来说“不准动”。 调皮的学生撇撇嘴，就走开了。如果不是老师和较懂事的学生出来帮助，纵使我有三头六臂, 也管不住几百个好奇的学生。

这几百捆收获物的晾晒、脱粒、调查、称量和装袋，都是在该小学里做的。白天天气不好，还有农民技术员自动赶来帮忙，把材料搬运到教室去。午间和晚上，也有农民技术员自动来帮助脱粒、调查、称量和装袋。几天之后，我就顺利完成了收获和室内调查任务。消除了压在心头的重负，松了一口气。我得到了人生自我奋斗，从而自我欣赏的乐趣 ，

二、调查和数据整理

试验要求每项调查数据，都要应用生物统计方法进行检验和分析。我把调查记录随身带着, 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整理。不算计算过程中，单是应用在专著中的数据就有几万个。

说到田间调查和数据整理。头一年，搞制种，进入田间人工授粉，只是半个月的辛苦。第二年，要进入田间调查和观察，从种到收，天天都要去观察调查。

就调查开花期一项来说吧。开花期间正是热天，进入田间调查，又要进入大蒸笼。观察十棵，有五棵开花就要记开花期。为了取得准确日期的记载，每天都要进去，一行行进行调查和观察记载。各个种开花期不同，整个试验，开花期调查要延续很长时间，只要有一个种还未到开花期，就要进去调查观察。

这是科技工作者自找的苦。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得到一个可靠的调查数据，就好像要得到一头虎仔。不入虎穴就不能取得虎仔。甘为母老虎咬死，也要冒险进入虎穴。有谁能理解科技工作者的心？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傻子，自找的苦，但人世间就有这样的傻子。他只希望能得到领导和人们的理解，能给予一点同情和支持，就感激不尽了。这一要求，也许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吧？但愿如此！

大批调查研究资料，需要及时整理。我把调查记录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整理。

农业技术推广员每年都要培训提高。我认为这是一个集中整理、分析研究实验资料的好机会。有一年，特别优惠，集中全地区农业技术推广员到北戴河总结交流经验，我觉得太美了，但我的心不在总结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经验。我认为这些交流总结，一听标题，就能知道他讲的内容和经验，我就只听大标题。

我利用这些听课的时间，去整理我的试验材料。因为我天天如此，还受大会点名表扬。他们说我听课最认真，天天都在做笔记。这吓了我一跳，我写的什么听课记录？都是搞我自己试验资料。我怕别人来借看和查阅，故意把笔记本藏了起来，还到处去找，表示丢了可惜。我躲过了被查出来，要受批判和处分的风险。我对谁也不敢说，多年以后,才敢说出实情和真心。

在总结培训会上, 常要我介绍经验和讲课。我只字不提自己搞的数理遗传，只讲培训农民技术员的经验；种好三田，即高产田、种子田和简单试验对比田的经验。这倒是很受领导和同行欢迎的经验。我也不在乎表扬和评头品足的议论，就让领导和人们去说吧。只要我能得到安心，去做我的数理遗传试验就可以了。

还有一年,当局为提高农业技术推广员的素质，曾在北戴河举办了一个生理生化技术培训班。各县区都要选派农业技术推广员参加学习。我所在的单位，许多农业技术推广员认为难学，又难应用，都不大愿意去。领导为完成选派任务，就点名要我去参加。我倒认为是一个好机会，又可在优美环境下，去整理我的数理遗传研究资料了。

我来到北戴河报到，学习班主办人和主讲人都和我熟识。因为当年我在农业科学院时，曾是作物生理研究室的负责人，还发表过许多论文，颇有建树。因此，他们以为是上级增派我来讲课的，都表示欢迎。哪料，我说是来报到学习的，他们以为是开玩笑。后来得知确是如此，他们说：

“你不要说是来学习的，就说是我们请你来做顾问的。”

我则乐于做此顾问。既可以听课，也可以不听课。他们有什么问题，问到我的，我觉得也不难。这样，我又得到一个整理试验资料的好机会。

几年来，我很少回家，住宿在蹲点的试验基地里。有时回家，还把室内调查材料拿到家中，请求老少动手帮忙。我记得小孩的外婆帮忙最多，拿回来高粱和玉米穗，都是她手工脱粒的。我在家中整理资料时，妻子和女儿帮打算盘、抄写资料。虽然国家和单位没有给我配备助手，但是我认为那些农民技术员和家人都是我得力的助手。

试验要求每项调查数据，都要应用生物统计方法进行检验和分析。不算计算过程中，单是应用在专著中的数据就有几万个。

三、晕倒在田间地头

我住院期间，得到主治医生陈道模大夫的默许，允许我在病房里一边治病，一边整理多年试验资料。我有了精神寄托，八个月后出院。我的试验资料也整理完了，有待著书立说。

第三年，可以不再制种了, 减轻一部分工作量。但试验必须有第二年的重复验证，有不同年份的试验资料，试验才算是完整无缺。因此, 还必须把第二年配制的种子，全数种在田间, 重复地试验和观察。工作量虽然比第二年少了一些，但还是很大量的。由于第二年试验的劳累，我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为了完整地完成试验，我还是坚持下去。最后, 完成了田间试验，我也晕倒在田间地头。家人为我流泪，护送我到医院的农民技术员，也在护送过程中流了热泪。

我在昏迷中似乎还有点知觉，以为自己的一生就此结束了。我没有后悔，如果能再生，我还走科学研究之路。我只觉得事业还未完成，恋恋不舍事业和人间。但我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我要活下去，这才有我后一段的故事。

我在医院得到抢救，医生诊断为多种疾病所致的慢性肝炎急性发作，是该院多年收治肝炎病人，转胺酶等各项指标最高的一个。还有严重贫血和低血压，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恶果。身体软弱无力，低头眼冒金花。十二指肠溃疡还未痊愈，时有便血。

当我完全清醒过来后，没有把医生的诊断放在心里。我想到试验任务还未完成。田间收获虽已完成，但还未晒干、脱粒和调查。我打电话给试验基地的生产队长，要求他派几个农民技术员到医院来。队长很快就带着几个农民技术员来了。他们看见我得救，清醒过来了，都很高兴。我安排他们帮我把试验材料晒干、脱粒和调查，他们都一口答应，要我放心。他们回去之后，也确是这样做，几天以后，就把一份完整的调查材料送到我病床上。

我又要妻子把我多年存放在家中的试验资料送到医院来。初时她不肯，劝说这个那个，后推三推四的。我生气了，她才不得不给我送来。

我着手整理当年资料和联系整理多年资料的时候，主治医生陈道模大夫很不高兴，质问我是来此就医治病的，还是来工作的。任由我怎么解释，他都不能接受和同意，还是劝我要安心治病。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找到三年多以前，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书和休息半年的建议交给陈医生。他看后，认为我早已知道自己严重的病情，但还能坚持三年多的试验和工作。他知道我的用意，认为再劝说也是无用的。其实陈大夫也是做学问的人，他默默无言的，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他特地给我安排了一间较安静的单人病房，让我一边治病，一边还能继续工作，整理多年来的试验资料。

这时，我还想起一件和病魔搏斗的趣事。

一天，我在家里做木工活，骑在一张长板凳上，用力刮木料，自造家具。突然长板凳断了一条腿，我摔倒在长板凳上。一时尿道痛得难忍，一天都排不出尿来，经诊断为尿道断裂。尿排不出来，憋在肾脏和膀胱里是很危险的，医生决定开刀治疗，要在肚子上开一个新尿道。以后我就只能随身带个瓶子，从新尿道中排尿。我和家人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一治疗方案，并签了字。到了手术室，护士帮我刮去阴毛，医生正拿着手术刀，就要动手术。这时我抱着一线希望，忍着剧痛，突然射出尿来，射到医生和护士的身上和脸上。医生和护士不但没有责怪我无礼，还哈哈大笑起来，立即收起了手术刀，说：

“不用开刀了。”

这证明尿道严重损伤了，但还没有断裂，吃药休养治疗就可以了。我走出一道鬼门关。

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在疾病面前不要惧怕，要用坚强的信念战胜它。

我清醒过来后，知道病情严重。但根据我的经验和信念，认为一边治病，一边工作，精神有了依托，也许能增加抗病的能力，有利于配合医生药物治疗。果然，我在病房里住了八个月，病情有所好转，几年来积累的试验资料，也整理得差不多了。我提出要求出院。

这时陈大夫从支持我的工作出发，说：

“你要继续住院，可留在这里继续整理试验资料。”又说：“如果你认为出院方便，我可以建议你出院疗养半年，以后需要还可延长。”

最后，我决定出院“疗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