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仁院士等几位专家审查和推荐，原河北省科委的度态，戴松恩院士的特许和大力支持。

一、访徐冠仁院士

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你信得过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三个月后，寄来审稿意见书，给予了好评。还建议以他的名义,转送给他的同学王鉴明教授审阅。不久，收到复函，希望早日出版。

任何学者著书，都不是为了留在家中，只作自我欣赏；也不是为了油尽灯灭的时候，作为陪葬品，用作枕头。都希望能和今人见面，留传于后世。我们的国家，在那个所谓“文化大革命”时代，科技工作者做人难，做科学试验更难。科学试验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事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还要受到莫须有的批判。只能靠自资自力，还要黑着去做，被称为搞“黑试验”，不得见天日。著书困难。专心著书立说，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一本书主义”。若给你戴上帽子，就是什么敌我矛盾，永世不得翻身。一本书写出来了，问世困难，出版困难。特别是那些无名之辈，没有光环护身的人，更为困难。这些作者必须经过漫长挣扎，作品才能问世，才能出版。那还算幸运者！

书稿完成后,我立即带着书稿来到北京，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这里有一段感人故事，让我叙述：

我看到徐博士, 立即恭敬地称呼：

“徐所长。”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请不要称呼我为徐所长。”他举手阻止我说。

我和他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人，我深知徐说这话可怕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处境。当时，他刚从牛棚里被放出来，还未恢复工作和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科学家和其他知识份子，都被视为牛鬼蛇神，而关入特设的“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徐早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就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曾代表美国国家参加日内瓦辐射遗传学会议。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回国来创建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

当我想到这些, 就冲口而出，为徐鸣不平。

“不选择国外的良好研究条件和优厚生活待遇, 而选择回来祖国艰苦创业，不嫌弃微薄的生活待遇。这就是为爱国，而牺牲自我的高尚行为。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呢！”

“我初回国时，经常听到这些话，可这些年来没有人敢这么说了，你也不要这么说吧！”这时，徐平静下来，用叹息的口气说。

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好受, 气愤地说：“别人不这么说, 我还要再说一百遍；别人不称呼你为徐所长, 让我称呼你为徐所长吧！”

我觉得这只是正常人说的正常话。徐在人为大灾难后, 头一次听到正常人的话，感到很欣慰。

这时, 我们才很靠近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主动提问了我近年来的一些境遇，似乎对我还有点印象。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从美国回来，就是一位著名的专家学者，而我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科技工作者。那时，我在河北省农业科学院筹建作物生理研究室，曾多次向他请教过同位素在农业研究中的应用和有关设备。以后在工作中，又向他请教过辐射遗传、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等问题。因此，我告诉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的研究室被打成黑窝窝，我被下放到唐山市农业基层单位，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这使我因祸得福。在农村基层条件下，我重新选题，做了数理遗传研究工作。”

这时，我拿出厚厚的书稿, 说明来意, 是请求审稿而来的。

他接过我的书稿, 略翻阅了一下标题和目录，惊讶说：

“这些年来，我什么工作也没有做, 你还做了这么多工作呀！”

他有深厚的知识基础, 又有为祖国献身发挥才能的志向，更望能指导和培养青年一代，使他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卓越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由于他失去了所热爱的研究工作的条件，失去人身自由，以致无所作为，浪费了大好年华，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宏愿。这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而是某些错误决策者的罪过。

当时，他还未恢复工作，就看到一位年青科技工作者，恭恭敬敬站在他面前，向他来请教、求助了。他觉得自己在青年人心目中还是很高大的。因此, 他一转自己忧郁的心态而感到自豪。

“很好！很好！你信得过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你就把书稿留下，我将尽快为你审阅。”他面带笑容地说。

“书稿还引用了许多你发表过的实验资料，如果你认为不当，可以剔除。”

“我已发表的资料, 你如何用, 用多少都是可以的。只要注明出处，我还希望多用呢！”

三个月后，他给我寄来一份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审稿意见书，给予了好评。还建议以他的名义, 再转送给他的同学、名专家王鉴明教授审阅。

不久，我就收到中国轻工业总会甘蔗糖业研究所所长王鉴明教授的复函，他又给予了好评，并希望该书能早日出版，和更多读者见面。

二、原河北省科委的态度

“我们审查不了你的书稿，几个专家意见，没有权威单位结论，不能作为依据。因此，不能选你为河北省代表参加会议。”

在全国科技大会后，我得知即将在太原召开全国农业科技大会。这个大会不是一般的专业学术会议，而是以农业为基础，大农业、多科性的综合大会。这是由国务院主办, 有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参加，各省市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的大会。是我国建国以来，全国大农业专家云集，规模最大的一次农业科技大会。这次盛会将交流建国以来科技的成就，检阅大农业科技队伍。将要发出倡议：向大农业科技深度和广度进军。我认为自己有条件争取参加这一盛会。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中国农业科学院秘书长戴松恩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总结建国以来农业科研成就的文章中，就提到河北省从作物代谢来研究作物生长和发育取得的成就。该项工作，就是我在原河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季良指导下做出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 全国许多科研单位都受到冲击，陷于瘫痪。许多科研人员都因受贬、挨整、挨批、挨斗，而无所作为。我被下放到农村基层，在极困难条件下，靠坚韧不拔精神力量，节衣缩食，筹备得一点资金，坚持数理遗传研究。数年如一日。最后写成的研究专著，又受到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的好评。当时，我认为这是全国难以找到的。

因此，我再次来到北京，找到已调北京，在中国农业部任植物检疫试验研究所所长的季良教授。他深知我过去的工作。这次我持书稿自荐, 要求参加全国农业科技大会，他立即修书推荐我参加大会。

戴松恩院士，“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此时，他已恢复工作，并受委托筹组这次全国农学科技大会。他接到季良的推荐信，又翻阅了我的书稿和专家审评。认为我完全有条件和资格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大会。因为我从河北省唐山市来，他建议我到石家庄去，向河北省领导汇报，请求他们选我当代表，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大会。

哪料，河北省主管科技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接到我的申请和书稿后，大约过了三个月，告知我：

“我们审查不了你的书稿，几个专家意见，没有权威单位结论，不能作为依据。因此，不能选你为河北省代表参加会议。”

我认为这是他们不负责任，无理搪塞之词。我还据理力争：“我送交你们，徐冠仁院士等几位专家审查意见，他们都是该专业著名专家，有他们的签名和通信地址，可以核实，怎么能说不能作为依据？！如你们认为还要组织专家审查鉴定，也应由你们组织，我个人无权无力组织，权力就在你们手上呀！”

但他们当官，不负当官职责。那还讲理呢！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三、戴松恩院士特许

“河北省不要你，开大会时, 你拿着书稿来找我, 我让你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又说:“我将安排你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请你做好准备。”

当时河北省某位副厅级干部得知这事后, 他见到我, 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你怕什么？蓝天柱还是叫蓝天柱。”

根据我平时对他的印象，我对他这话的理解是：“你没有官衔，丢不了乌纱帽，你不是什么名人, 丢不了名誉, 你只是在艰难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 而且成绩显著。你个人不去宣传、自荐和请命，还有谁能帮你宣传、推荐和请命呢！你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成功了，你是蓝天柱，不成功，你还是蓝天柱，怕什么呢？”

他暗示我，在河北省解决不了，还应再到北京去！

我又来到北京，向戴老如实汇报了河北省科委的意见。他听后，很生气地说：

“河北省不要你，开大会时, 你拿着书稿来找我, 我让你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又说:“我将安排你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 请你做好准备。”

河北省主管科技的科委，不支持我参加大会，但河北省某些单位和许多专家学者却支持我参加大会。当他们得知，我得到特许将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时，都非常高兴。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宋谦为支持我参加大会，提出可以由他们复制书稿, 由我在大会上散发，并送有关大学、研究单位和专家学者。全书分为上下两册, 署名蓝天柱著，河北省农业厅印。这也是对我的极大支持。

山西省太原市是个好地方，那里冬暖夏凉。那时正是夏末秋初,京津唐一带, 还是很炎热的天气, 而太原却是凉爽宜人。这是会议主持人的精心策划，为会议能开得更好, 不选在北京, 选在太原市。

我带着唐山市科委给我写的身份证明介绍信，来到太原市找到大会秘书处，找到了戴老。他们不安排我到河北省代表团住处住宿和活动，而安排我到河南省代表团住处住宿和活动。

河北省代表团有四十名代表参加大会，他们送去四十篇论文，大会只选了其中两篇在会上宣读。而我来自河北省唐山市，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却安排了我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

与会者听我宣读书稿摘要，又看到我的书稿复制本，很多人围过来询问我：

“该实验和著作，花了多长时间？花了多少国家经费？用了多少人力和助手？”

“五年, 只有一个人, 没有助手，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我如实回答。

他们都不相信。也难怪人们不相信，因为书稿明摆着的实验，有几千个实验数据，几万个相互关系推算数据,二十万字著作，哪能在五年时间，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单独完成呢？

有人开玩笑，说我是“神人”。

我无需进行辩解和解释，因为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只要天知、地知、自我良心无虚、无邪、无假就可以了。后来，我还向他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不信，我也可以说有千军万马的助手。这就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农民技术员，还有家中的妻儿老少。”

这才解开他们的疑问，得到他们的笑认。

这个大会有副总理参加，有十多位部级领导参加。专家学者和行政代表共一千多人，平均年龄六十二岁。我那时才四十多岁,是参加会议的少数年轻者。是在会上宣读论文和书稿摘要的最年轻的学者。

在会议期间, 我曾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被我的事迹所感动, 表示要给予大力支持。《河北日报》某记者采访我后，建议我把所谈，写成一封公开信, 由他们报社发表, 一九八Ｏ年十月二十日《河北日报》头版, 发表了我的公开信。《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后, 又经过核实，于一九八Ｏ年十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头版, 以我和另一位专家的事迹为例子，批评了河北省不重视人才和埋没人才。国家级的科技刊物《潜科学杂志》，于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又重新刊登了我的书稿摘要（以论文形式，题为《F1数量性状遗传》）

我的书稿复制本发出后，大都存放于有关大学和研究单位资料室中, 或在某些专家学者书房中。我曾收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来信, 也收到许多青年学子的来信。有的表示祝贺和赞扬, 有的提出问题要求解答，有的要求赠送书稿复制本。我对来访者都作了热情接待；对于来信者，则有些作了回复，有些未作回复。对于未接到回复的，让我在这里表示歉意。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该研究生院的资料室中，看到我的书稿复制本，曾从北京专程来唐山找我, 要求我赠送书稿复制本。我热情接待了他，但我只有孤本一份，又哪能送给他？由于他得不到复制本，很失望而去。我想起这事，内心总是感到歉意和不安。

一九八六年，《潜科学杂志》重新刊发了我的书稿摘要后，又收到一批读者来信。其中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朱小秋来信，说他对该项研究很感兴趣，要求我提供更多资料。由于我自身条件所限，不能满足这些青年学子的要求。

这说明一个问题，虽然这著作专业性很强，一般人是难于看懂的，但有志趣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还是迫切要求得到该书稿的。

经过我在大会上宣读书稿摘要，后来《潜科学杂志》又重新刊登，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和舆论支持，当时, 北京和河北省多个出版社都表示可以接受出版。但又提出该书专业性很强, 读者面小，怕承担经营亏损的风险, 建议我自找支持，包销三千份或捐助一万元。当时一万元是很大的天文数字，我每月工资才一百六十元，纵使我五年不吃饭, 不穿衣, 也拿不出一万元。因此，我只能表示：“我不能拿出钱来出书，也找不到支持和资助，但可以不收稿酬”，致不能正式出版，一拖就是二十年了。

任何事业，目标确定之后，就必须坚持努力去实现。有些事业，既要个人努力，又要有机遇才能达到。但如果不坚持努力，就会失去机遇。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确定的事业目标而不懈坚持努力。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唐山大地震前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从不间断，为自己确定的事业目标而奋斗。

四、不同的意见

我很自信。没有自信，就没有我的试验研究和科研著作，没有我的新概念、新理论、新理论公式、新规律，但是我欢迎各种不同意见。学术界不同意见，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有的我接受，有的我不接受，感谢和答辩信。

我的书稿送审和一九七八年全国农业科技大会发表后，就曾遇到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一是表示支持和认同的，此有一大批人，包括院士、专家和编辑，认为“具有新概念、新理论、新理论公式、新规律，是理论和实用意义都很强的一部科研专著”。我就在这些院士和专家大力推荐下，才得允许参加一九七八年全国农业科技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才能为主要刊物刊登概要，出版社出版。

二是模棱两可，半支持半不支持的。如某农业大学校长认为：“这是遗传学上的重大问题”，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又如，我曾请一位权威专家审稿。他审阅后，当面对我说：“实验是严密的，资料是可靠的，公式是可以应用和推广的”，但他又说：“只能作为经验公式，不能作为理论公式而存在”。即他不愿看到该著作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存在。要去掉该著作的灵魂，而只保留试验资料和套用公式。

三是完全不支持的。有一位权威学者，和我常有通讯来往。他认为我的新概念、新理论、新理论公式、新规律，将要动摇他著作的理论权威。在我的著作中，就有一节点名与他的理论和公式比较的。当他得知我参加了全国农业科技大会，大为发怒。他认为这是全国专家云集的大会，说我：“不应参加这个大会，不应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不应在会上散发全书复制本”。他当即宣布和我绝交。后来我为了尊重他，曾多次写信给他，也不回复了。

学术界不同意见，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我很自信。没有自信，也就没有我的试验研究和科研著作，也就没有我的新概念、新理论、新理论公式、新规律，但是我欢迎各种不同意见。如我征求母校南开大学生物系意见，他们以遗传教研室名义，给我写了一份较详尽意见，有的我接受了，有的我不接受，又给他们写了一份感谢和答辩信。时过二十多年了，现在我还珍藏着母校遗传教研室这一意见书和我的答辩书。我认为，此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发展，都是正常的。

我认为孟德尔遗传学说是伟大的，因为他有合理的内核，仍是遗传学界的始祖。他合理的内核必须继承发扬和光大，但随着遗传学发展，他错误的外壳，又障碍了现代遗传学的发展，也必须扬弃。孟氏学说，在当时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有一个被认识的过程，因此被埋没了三十年。后一经被认识，就一帆风顺、深入人心了。

现在有了孟氏学说，该学说有了很深的根基，要扬弃它的错误外壳，使人认同，而接受新概念、新理论、新理论公式、新规律，将会遇到巨大阻力。这阻力来自于已接受孟氏学说错误外壳，而建立起来的权威和权威著作。因此，有些人必将极力反对，此我已领教多次了。我自知目前处于劣势，但我自信真理最终将会为更多人接受和认同。并且我将力争缩短这一进程，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