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遗传变异和表达新概念》自序

                                                              一

      我对数理遗传感兴趣始于在南开大学读书，一天我在生物系内部资料室看到原苏联一次遗传学大辩论记录，编者汇总成书共有几个大厚本。双方实验论据和辩论都记得很详细，讲到什么地方，谁插话、拍桌子、吹口哨、扔鞋子都有记载。由于争论激烈，原定开会时间大大延长，会议开了几十天。后来斯大林出面干预，才有了结论。那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被认为是唯心的、反动的；米邱林学派被认为是唯物的、革命的。
     这是一个政治干预学术，政治压制学术的典型“杰作”。我不迷信这一套，不能接受这一套。我认真阅读他们的辩论内容，去分辨谁有理，谁无理。我认为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发言，确有实验根据，所说的基因确是存在，涉及遗传学本质。孟德尔堪称为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米邱林学派的发言，也有试验根据，所论只是外部环境的关系，没有涉及到遗传学本质。米邱林是实践家、育种家，但决不是遗传学理论家。
      当时我国高等院校只准开米邱林遗传学课，不准开细胞遗传学课。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青岛遗传学会议后，虽然宽容到允许细胞遗传学传播，但是学校还是没有开设这门课，只请了个别专家来学校开个讲座，几个课时。这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望，我就开始了自学细胞遗传学。
      细胞遗传学涉及到许多生物统计学，必须有生物统计学知识基础，才能学好细胞遗传学。当时，生物统计学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繁锁哲学，全国所有的学校不准开生物统计学课。我不以为然，我认为生物统计学是一门很有用的科学，是从事生物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学科。我没有理会这套政治符咒，不愿意接受这套禁闭思想的约束。因此，我又开始了自学生物统计学。
      这为我以后从事科研工作和自选课题进行数理遗传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也就是根基。

                                                       二

      1958年我毕业于南开大学，分配到河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生理研究室，从事作物生理生化课题的研究。我应用生物统计知识，安排田间和室内试验，分析试验结果，很快取得成效。1962年就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以后几年，连续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并综合写成一部研究专著，题为《糖代谢与冬小麦越冬和寒害》。在此项研究中，我提出了冬小麦越冬和抗寒新理论。
      这和莫斯科大学库别尔曼教授所提的理论有共同点和不同点，都认为糖份是冬小麦越冬营养和保护物质，库别尔曼认为分蘖节是冬小麦越冬储藏器官，我认为叶鞘是冬小麦越冬储藏器官。
库别尔曼是小麦生物学世界权威专家，我既要尊重权威，又敢于向权威提出质疑，而提出自己新观点和新理论。
      当初，我是很崇拜库别尔曼教授的。常把他的著作放在枕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复阅读。我设计试验时，是以他所提冬小麦越冬抗寒理论为依据，只希望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应用于实践。
      我经过两年试验，写成一篇论文，重申了库别尔曼冬小越冬和抗寒理论，只提出了一些冬小麦抗寒栽培新措施。该文投向该专业一份权威刊物，后接回复即将刊出。我是初出茅庐的科技工作者，得此回复，非常高兴。
      但我没有在得意中，忘乎所以。我又自审原稿，发现还有问题。而且属于根本问题，这就是分蘖节是否是冬小麦越冬储藏器官？也许不是。因此，我立即要求退稿。我又做了一年试验，证实了冬小麦越冬储藏器官不是分蘖节，而是叶鞘。推翻了自己原来将要发表的论文，而从新改写，才发表的。
      这为我后来转入数理遗传研究，打下了科研基本态度和方法论基础。

                                                          三

      当我正想进一步深入，发挥专长的时候，哪料天公不作美，“文化大革命”降临了，我和全国许多知识份子一样挨批、挨斗和挨整，被关入了“牛棚”。后来，又被下放到唐山市东矿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担任农业技术推广员。
     我的妻子赵翠玲原在保定市河北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文化大革命”前，被调来唐山市工作。这时，我们夫妻得以团聚，但我失去了从事专业工作所必需的生理生化设备条件。我感到人生事业的失落，失落感可以摧毁一个人，使人感到无所作为而沮丧，将会影响身心的健康。我在新的条件下，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找到了新的支撑点，使我再一次振奋起来。
      这支撑点，就是从作物生理生化的研究，转入数理遗传的研究。这无需生理生化设备条件，只需有一块土地、一把尺子、一具算盘和一台十分之一的天秤，就可勉强为之。在农村基层，这样简单的条件还是有的。因此，我在唐山除承担农业技术推广任务外，又开展了数理遗传的研究。
      当时，要做这种研究，被认为是脱离实际，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不能公开宣称要做这样的研究和试验，只能偷偷摸摸黑着干。如一旦被发现和揭发，就要被指责为搞“黑试验”研究，又要挨批、挨斗和挨整了。这是一个极危险的选择，但我甘冒此风险。
      在农村基层一个试验基地里，我精心安排了该项试验。对外说是为鉴别和筛选种子，只有我才知道，是从事数理遗传研究。我认为在农村基层做这样的研究和试验，比之在科研单位安全和有利。因为，在科研单位，即使黑着干，也难避开那些领导人和某些所谓“雪亮”的眼睛。很快就会被作为“毒草”，灭绝铲除。在农村基层则较易掩盖，如掩盖得好，也许还会被当作“香花”，而得到农村基层领导的支持。

                                                         四

      我落脚唐山，当时还是重病之躯。病情非常严重，经常腹痛便血，经唐山市多家市级医院医生诊断为十二脂肠球部溃疡，还有胰头癌症状。转到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癌科专科医院），又经该院医生检查，不能排除癌症之凝。医生建议我剖腹检查，我表示：“如诊断为癌症，我愿意接受剖腹治疗割除，但不同意剖腹检查。”医生立即给我写了复诊证明书，建议我全休息半年，半年后再来复诊。似宣判死刑，缓期半年执行。
      我没有休息，就下到农村安排我的数理遗传“黑试验”研究。坚持了三年，最后完成了试验任务，也病倒在田间。医生诊断为十二脂肠球部溃疡未愈，又得黄胆性肝炎，严重贫血和低血压，低头就冒火星晕倒。我从医院醒来后，就在病床上整理多年试验资料。八个月后出院，又遇唐山大地震，我被深埋在废墟之下。我伤痕处处，头破血流，从头流到脚。我爬出了废墟，抢救了家人和邻居，找回了科研资料。就趴在震后小窝棚的地铺上，开始了著书立说。
     一年之后，撰写成《作物杂交F1数量性状遗传》﹙初稿，约18万字﹚，自称为《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五

      1977年我将手稿送至北京，请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资深院±徐冠仁审阅。得到他的高度好评，被认为是有创意和新意的。按他的嘱咐，又以他的名义转请他的同学，生物统计学专家王鉴明教授审阅。他表示同意徐的审评，并认为数理推导严密无误，建议及早出版 ﹙以上见王鉴明为该专著于1998年正式出版时撰写的《前言》〔4〕﹚。
      此时，得到资深院±戴松恩支持。那时，他受国务院委托，负责筹备全国农业科技大会。他特许我以个人名义参加1978年中国农业科技大会，并安排我在会上宣读论文。全书由河北省农业厅革命委员会复制，在会上散发。当我在会上宣读论文和散发书稿后，曾一度引起与会专家和学者注意，被誉为“奇人”和“奇书”。奇在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专家学者都挨批、挨斗、被关入“牛棚”；而我在此期间，还能在农村开展该项试验研究，而取得几千个原始调查数据，几万个推算数据，写成一部约18万字的科研专著。奇在我的专著，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数学模型和发现多条新规律。此得到新闻媒体关注，当时《光明日报》（1980.11.15）和《河北日报》（1980.10.20），都作过一些有关蓝天柱事迹的报导，批评河北省埋没人才。1986年《潜科学杂志》又从新刊载了我的《F1数量性状遗传》论文。
      此后，多个出版社曾表示同意承担出版，但又认为该书太专业化，读者面小，怕承担经营亏损。要求我自筹资金，补助出版社1万元。而我那时每月工资才160元，即使我五年不用吃饭，不穿衣裳，也拿不出来。因此，这一担搁，就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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