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柱一生坎坷多难。有朋友说他一生都是苦的，没有乐。他不认同。他认为一个人能看到真理和前途就是乐；一个人能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非凡的成绩就是乐。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乐趣。

蓝天柱和他的数理遗传研究

    今年10月11日，海南省海口市秋阳高照、海天一色。全国最高学术殿堂之一——中国遗传学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在这4年一次的盛会上，国内众多知名的遗传学权威专家、教授、两院院士等逾500人齐聚一堂，进行着遗传学方面的学术探讨。在为数不多上台作报告的代表中，有一名清瘦的老者，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近万字的论文——《F1数量性状遗传》。一结束，神圣而肃静的礼堂内瞬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还是这位老者，应吴常信院士邀请，在本月6日广州召开的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全国动物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F1数量性 状遗传研究》的学术报告，同样获得轰动效应。他随身所带的二、三十本同名科研专著也被抢售一空。

    他的研究成果得到盖钧镒院士等权威专家推荐，认为“方法独特创新，对经典遗传学理论有所突破，适用于生物界”。并被广东省科技厅确认为自然科学重大理论成果。

    这位老者是谁，在众多权威面前，他为何能受到如此推崇？

    老者名叫蓝天柱，生于惠州西子湖畔，是一名已退休多年的高级农艺师。

    日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在南坛某住宅区蓝老家客厅，解密了他的非凡经历及他穷其一生执着从事的数理遗传研究。

逆境下开始数理遗传研究

    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蓝天柱也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唐山市农业基层单位，担任农业技术推广员。从而失去了从事专业工作所必需的生理生化设备条件。但他很快找到了人生新的支撑点-：借助农村实验基地，开展数理遗传研究！

    这一念头，早在南开大学生物系专攻植物生理和遗传学时，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当时，国内“一边倒”的思潮，也反映到学术界中来。西方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被批判为反动的、唯心的；米邱林学派被封为革命的，唯物的。高等院校只准开米邱林的遗传学课，不准开细胞遗传学课。蓝天柱不信服这一套。通过深入分析，他认为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理论有实验根据，所说的基因的确存在，涉及遗传学本质。米邱林学派也有试验根据，但没有涉及到遗传学本质。他希望日后通过自己的实验来证实这些观点。

    为此，他开始自学细胞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当时生物统计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玩弄的数学游戏，全国所有高校都不准开这门课。但该学科是从事生物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学科。”蓝老说。1958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生理研究室工作后，这种自学也未曾间断。这为他以后从事科研工作和进行数理遗传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里还有个插曲。1978年，国家为提高农业科研质量，倡导应用生物统计学。在当时，许多农业科技干部都缺乏这方面知识，又苦于无教材。蓝天柱受唐山市科协委托，运用所学编著了《生物统计学基础》一书，作为河北省及唐山市有关培训教材和农业科技干部自学材料。

    “我的抗逆精神很顽强。”蓝老笑道。这种“抗逆精神”，其实就是“追求真理，不畏权威，勇于提出不同观点和异议”。这种精神支撑了蓝老一生。

艰苦的田头“黑试验”

    “在当时的环境下开展数理遗传研究，被认为脱离实际，是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一旦被发现和揭发，将被指责为搞‘黑试验’、‘黑研究’，会被挨批斗、挨整的”。蓝老回忆当年的“白色恐怖”，神情凝重。3年的田间实验，他都是在工作之余，偷偷摸摸地干。

    首先，他花几个月时间，从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艰难地收集到105种种子。试验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挑选出的100个种子进行各类反复配种，并进行试验观察。这是个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开花授粉大都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这时进入庄稼地，又热又闷，就好像进入一个大蒸笼。观察开花、套袋、人工授粉、挂牌做纪录，都要全神贯注、耐心细致去做。往往是穿着干爽的衣服进去，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湿透的衣服脱下能拧出半碗水。连干几天，人就要瘦好几斤。

    工作量太大，他一人无法完成，他培养出来的农民技术员成了他最好的助手。

    实验的几年时间，他很少回家，住宿在蹲点的试验基地。偶尔回家，还把室内调查材料拿到家中，让家中老少动手帮忙。“记得那时，孩子的外婆帮忙最多，拿回的高梁和玉米穗，都是由她用手搓脱粒的。”蓝老的话中充溢着对岳母的感激之情。

    调到唐山时，蓝天柱已是重病在身，经常腹痛便血，身体非常虚弱。到医院检查为肠胃异形，到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复诊时，医生怀疑他患上癌症，建议他剖腹检查。他没同意。医生又建议他休息半年，半年后再来复诊。可他急于开展试验，一天也没休息。

    经几年艰苦的试验，他身体已很虚弱，但他仍强自支持。终在完成试验的关头，不支晕倒在田间，被抬往医院急救。医院诊断为多种疾病所致的慢性肝炎急性发作，是该院收治肝炎病人中转胺酶等各项指标最高的一个。还有严重贫血和低血压，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后果。十二指肠溃疡也未痊愈。

    被抢救过来后，刚从鬼门关回转的他仍一心牵挂着田里的试验。当到医院看望他的农民朋友答应帮他做好收尾工作，并把最后一份调查材料送到他手上时，他才安心。

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蓝天柱在医院一住就是8个月。这期间，他也没闲着。他说服医生和妻子，在病床上开始整理大量的试验资料。到病情好转出院时，他的资料也整理得差不多了。临走，医生叮嘱他还要在家休养半年。

    谁知，出院一个多月，即1976年7月，就在他开始撰写书稿提纲之际，天降大祸：唐山大地震爆发。

    在这场大灾难中，他凭着机智和幸运，死里逃生，并救了全家和几位邻居。（这段经历在他与女儿合著的纪实文学《唐山地震亲历记》中有详细记载，于1998年在本报连载。）令他喜极而泣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试验资料在这惊天灾难中却完好无损。“这是天助我！更坚定了我完成它的决心。”事隔多年，蓝老说起这事仍激动不已。

    岳母在地震中受了重伤，自己和妻子也有轻伤。两孩子年幼。他既要照顾伤者，为全家的生活奔波，又要以伤病之身独自担起搭建防震棚的重任。简陋的防震棚搭起后，有了栖身之所，不顾一天的劳累，晚上他就俯伏在地铺上，开始撰写专著。

    “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加班加点，人会累垮的。”实在心疼他，一贯支持他搞科研的妻子忍不住来干涉。他只笑笑，继续埋头苦干。

    这期间，他又经历了女儿蓝岚先后两次患上瘟疫的沉重打击，但他也没间断创作。护送岳母北上疗伤，送孩子南下躲避瘟疫。途中，他都随身带着书稿资料，无论在车站候车室，还是在列车上，到处是他写作的场所。写着了迷，外界任何干扰都影响不到他。

    “有段时间，我对书中某一公式的推导，怎么也想不通。非常焦急。一个严冬的晚上，睡梦中，我见到一位老人，腾云驾雾飘飘而来。老人把公式的推导写在黑板上，不言不语离去。我呼喊老人，他没理我。我即从梦中惊醒，不顾天寒地冻，立刻从温暖的被窝中爬出，来不及穿衣，把尚留在脑中的公式记录下来。”蓝老把这当作一件趣事道来。他是在睡梦中还想着书稿。

    就在防震棚里，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他用一年时间写出了20余万字的专著《作物杂交F1数量性状遗传》。

    该专著曾经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审阅，后又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戴松恩大力支持。当时戴松恩主持筹备1978年全国农业科技大会，他特许蓝天柱持书稿参加大会，并安排他在会上宣读该书摘要。蓝天柱是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1986年《潜科学杂志》第4期刊登了该书稿摘要。

    此后，北方多个出版社曾表示可接受出版该专著，由于筹集不到经费，一直未能正式出版，这一拖就是20年。

专著在家乡得以出版

    1987年，蓝天柱携全家回到阔别38年的家乡惠州。他已近退休之龄，被安排在一国营化工厂担任工程师，两年后退休。因该化工厂亏损，他每月只能领到300元的退休工资，不足以维持生活。蓝老的人生陷入了新的困境。

    对此，蓝老没有怨天尤人。他以一贯的乐观精神，决定以60岁为起点，重新开始。他在下角一商场开了一间小杂货档，经营电话和卖冰糕、饮料。由于他用心经营，生意一直不错，不仅解决了生活难题，几年下来还有了些积蓄。

    “我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管理系，做生意算本行，几年来没有亏过。”蓝老有点得意地告诉记者。

    在做小生意的日子里，他并没忘记自己至爱的科研事业。他认为，职业是赖以为生的工作，可随意而变；事业是人生奋斗的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放弃。一边做生意，他一边继续专著的写作，自审原稿、整理实验资料和赶写论著。商场里的生意同行很不理解，纷纷说：“这么大年纪了，还读函授大学，白天黑夜做练习，这何苦呢？”他们哪里知道蓝老拿的是名牌大学的双学历、具有高级职称，是发表过许多论著的专家学者。

    在嘈杂的商场里，就在小店三尺柜台上，他修改完成了专著最后也是最关键的5万字。

    专著得到正式出版，是蓝老多年的心愿。他回惠州后，曾兼任市政协常委和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工作来往中，当时的政协主席黄良坤了解到他这一苦衷后，把此情况通报给当时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叶月坚（现任市政协主席）。对我市首部科研专著，市政府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叶月坚还为该书作序。

    在家乡众多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下，1998年10月《作物杂交F1数量性状遗传》一书经著名专家再审后，由广东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

    “惠州政府一直十分关心我，不仅帮我了却了20年的心愿，还特殊照顾给我解决了宽敞的住房，为子女安排了不错的工作。”蓝老由衷地感激家乡人的厚爱。

    生活困难解决后，蓝老放弃了小生意。专著虽出版了，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此后，他与女儿合作，完成了2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震后余生》，已于去年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现他每天还坐在电脑前忙碌，继续纪实文学的扩写、把专著译成英文，一天多时可写到上万字。

    后记：蓝老已72岁了。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自己花费几十年心血取得的这项重大科研成果能广泛宣传和推广。目前，他计划制作一个个人网页，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在网上推广，让更多的人共享。已有公司答应免费提供技术支持，他正着手文字资料的准备，甚至已经写好了发首语。

    本报记者冷敏 李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