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思想的熏陶，自学细胞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应用于实验实践。这为我打下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一、找到了新的支撑点

我感到人生事业的失落，失落感可以摧毁一个人，使人感到无所作为而沮丧。我在新的条件下，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找到了新的支撑点，使我再一次振奋起来。

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来到唐山市的。那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许多科研单位受到冲击而停办或解散；许多科技人员挨批、挨斗、挨整而被遣散或下放到农村。

我是广东省惠州市人，早年就读于广东省法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建国后院校合并，并入中山大学。还未学成，就被动员出去参加工作,在粤东城乡从事土地改革和工矿民主改革工作。五年后，作为调干学生，来到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后又被安排为半工半读，一边担任系行政职务，一边学习。一九五八年毕业于生物系植物生理和遗传专业。

毕业后重新分配到河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生理研究室，担任该室筹建负责人。一边筹建试验室，一边开设了作物生理生化课题的研究。我非常热爱和投入所承担的科研事业，一九六二年就开始在省级和全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以后几年，连续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并综合写成一部研究专著，题为《糖代谢与冬小麦越冬和寒害》。

这是属于冬小麦越冬选种和栽培基础理论的研究，在 此项研究中，我提出了冬小麦越冬和寒害新理论。

这和莫斯科大学库别尔曼教授所提的理论有共同点和不同点，都认为糖份是冬小麦越冬营养和保护物质，库别尔曼认为分 蘖节是冬小麦越冬储藏器官，我认为叶鞘是冬小麦越冬储藏器官。

库别尔曼著《小麦生物学基础》，曾被翻译为十三国文字。他是世界权威专家，要得出和他不同结论，必须有大量试验资料为据。我安排了多个不同品种和多种不同栽培条件的试验，在冬前和越冬期间分别测定分蘖节和叶鞘糖份变化，每五天或十天测定一次。连续做了三年，取得几千个原始测定数据。通过生物统计，抽象升华，而得出结论。

新理论认为分蘖节是主要器官，只要分蘖节还活着， 冬小麦就能安全越冬。由于生物自我调节，确保这一主要 器官安全，在越冬期间，分蘖节糖份％浓度较高和较稳定。根据测定结果就是如此，而且各品种和各种栽培措施都无显著差异。而叶鞘糖份％浓度和绝对合含量，在冬前不断 提高，在越冬期间又不断下降。这说明叶鞘才是储藏和供 应器官。根据测定各品种和各种栽培措施叶鞘糖份％浓度和绝对合含量差异显著，推论冬小麦越冬死亡的原因，是由于某些品种或某些栽培措施不当，以置于冬前积累而储藏于叶鞘的糖份不足，在漫长越冬期间不足以供应分蘖节之需，而造成越冬死苗现象。

新理论即能有力指导冬小麦越冬选种和栽培。此得到众多专家学者和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认同，应用于教学和指导农业生产。我也因此而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专家学者 了。当我正想进一步深入，发挥专长的时候，哪料天公不作美，“文化大革命”降临了。我也挨批、挨整、挨斗，被关入了“牛棚”，后来，被下放到唐山市东矿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担任农业技术推广员。

我的妻子赵翠玲原在保定市河北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文化大革命”前，被调来唐山市工作。这时，我们夫妻俩得以团聚，但我失去了从事专业工作所必需的生理生化设备条件。我感到人生事业的失落，失落感可以摧毁一个人，使人感到无所作为而沮丧，将会影响身心的健康。我在新的条件下，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找到了新的支撑点，使我再一次振奋起来。

这支撑点，就是从作物生理生化的研究，转入数理遗传的研究。这无需生理生化设备条件，只需有土地、一把尺子、一具算盘和一台十分之一的天秤，就可勉强为之。在农村基层，这样简单的条件还是有的。因此，我在唐山除承担农业技术推广任务外，又开展了数理遗传的研究。

当时，要做这种研究，被认为脱离实际，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不能公开宣称要做这样的研究和试验，只能偷偷摸摸黑着干。如一旦被发现和揭发，就要被指责为搞“黑试验”研究，又要挨批、挨斗、挨整了。这是一个极危险的选择，但我甘冒此风险。

在农村基层一个小试验基地里，我精心安排了该项试验。对外说是为鉴别和筛选种子，只有我才知道，是数理遗传研究。我认为在农村基层做这样的研究和试验，比之在科研单位安全和有利。因为，在科研单位，纵使黑着干，也难避开那些领导人和某些所谓“雪亮”的眼睛。很快就会被认为是“毒草”，灭绝铲除。在农村基层则较易掩盖，如掩盖得好，也许还会被当作“香花”，而得到农村基层领导的支持。

二、根在南开

南开大学有学术自由的思想传统，我得自由自学了细胞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这是，我从作物生理生化的研究，转入数理遗传的研究的根。

我产生这一念头的根，可追溯到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的时候。

南开大学有学术自由的思想传统，不管任何干拢，都能或明或暗保留下来，传给学生。

我在南开大学是半工半读，既要工作，又要学习。学习时间比别人少，天资不比别人高。我心知肚明，我的学习成绩不是优秀的，只能算是中不溜丢的，随班毕业了。但我在这段时间自学了两门课：一是细胞遗传学，二是生物统计学。

这里要谈引起我对遗传学感兴趣的一段事。一天，我从内部资料中，看到几部大厚书本。这是原苏联一次遗传学大辩论的记录。双方实验论据和辩论都记得很详细，讲到什么地方，谁插话、拍桌子、吹口哨、扔鞋子都有记载。由于争论激烈，原定开会时间大大延长，会议开了几十天。后来斯大林出面干预，才有了结论。那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被认为是唯心的、反动的；米邱林学派被认为是唯物的、革命的。

这是一个政治干预学术，政治压制学术的典型“杰作”。我不迷信这一套，不能接受这一套。我认真阅读他们的辩论内容，去分辨谁有理，谁无理。我认为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发言，确有实验根据，所说的基因确是存在，涉及遗传学本质。孟德尔堪称为现代遗传学的始祖。米邱林学派的发言，也有试验根据，所论只是外部环境的关系，没有涉及到遗传学本质。米邱林是实践家、育种家，但决不是遗传学理论家。

当时我国高等院校只准开米邱林遗传学课，不准开细胞遗传学课。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青岛遗传学会议后，虽然宽容到允许细胞遗传学传播，但是学校还是没有开设这门课，只请了个别专家来学校开个讲座，几个课时。这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望，我就开始了自学细胞遗传学。

细胞遗传学涉及到许多生物统计学，必须有生物统计学知识基础，才能学好细胞遗传学。当时，生物统计学被视为繁锁哲学，是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全国所有的学校不准开生物统计学课。我不以为然，我认为生物统计学是一门很有用的科学，是从事生物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学科。我没有理会这套符咒，不愿意接受这套禁闭思想的约束。因此，我又开始了自学生物统计学。

这为我以后从事科研工作和自选课题进行数理遗传研究打下了基础，也就是根基。

三、应用于实验实践

把学到的生物统计知识，应用于作物生理和生化的研究。科学安排田间试验，分析室内外试验结果。致使能在较短时间里，取得可喜的成果。这为我转入数理遗传的研究，打下方法论基础

我到了河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生理研究室工作后，继续自学细胞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把学到的生物统计知识，应用于作物生理和生化的研究。科学安排田间试验，分析室内外试验结果。致使能在较短时间里取得可喜的成果。我撰写的论文，也多用上生物统计。这在当时是难得的，但也遭到一些诽议。我没有理会这些诽议，还是我行我素。我通过多年的试验实践，对生物统计学基本能应用自如。

改革开放初期，当局为提高科研质量，鼓励生物和农业科技人员应用生物统计学，但当时有关科技人员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又苦于找不到相关教材。我于一九七八年应唐山市科协之约，撰写《生物统计学基础》，要求是易学易于掌握。当时，我也找不到现成可以参考的篮本，就只 能根据自已所学和多年应用，自我编排，由浅入深，展开 讨论。由于举的实例，多是亲自做过的试验，对原理的应用和体会较深刻，如实说来，也易为人接受。该书署名蓝天柱编著，唐山市科学技术协会印，作为河北省及唐山市有关培训班的教材和农业科技干部自学的读物。

在河北农业科学院，我虽然没有开设过细胞遗传课题的研究，但我很关心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而且有自己的看法和设想，早就希望能得到实验实践的机会。因此，当我失去了从事专业研究必需的生理生化设备条件时，我立即就想到，根据自己原有的基础，新的环境条件，即可着手数理遗传的研究。

我认为研究目标确定后，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早年自学细胞遗传学，为我打下了基础，现在应在此基础上 选定一个目标研究，力求有所创新。早年自学生物统计 学，后来应用于作物生理生化研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 训，可以供借鉴，作为研究方法论基础。为达到目标，既要尊重前人传统方法，又应有所到创新，走自己的路。此 都体现于我的研究方案和研究结果。这是三十年开创的 事业了，至今仍被著名院士和专家推荐，认为是“方法独特创新，理论上有所突破”的自然科学理论成果。

我把数理遗传研究作为人生的新事业，把唐山市作为新事业的落脚点。这给我带来无畏的精神力量，使我能顽强地战胜各种人为灾难和自然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