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是在震前四年做的，在大地震后第一代小窝棚里着手撰写，第二代小窝棚里完成的。从开始撰写至脱稿，用了一年时间。我随身带着书稿资料。无论在候车室里，列车上，兵营里，亲戚家中，到处都是我的写作场所。无论在耳旁的隆隆声中，还是敲锣打鼓唱大戏声中，我都能全神贯注写作。

出院一个多月，我在家中开始撰写书稿提纲。哪料，天降大祸，唐山大地震突然发生了。

在唐山大地震中，我死里逃生，幸免一死。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我全家得救，还救了邻居多人；其次是救这份历尽千辛万苦而得来的试验资料。这份试验资料放在一个小木箱里。大地震中房屋倒塌了，大小石头和檩木碰到它。小木箱的外面好像被剥了一层皮，油漆退了很多，还有碰坏的伤痕，歪斜地变了形。第二天，又受到暴风雨的洗礼，雨水从破处，渗进去。在箱内的塑料夹上，可以看到水珠，但是塑料夹中的资料，却是完好无损。天赐我也！

还在第一代防震棚里，白天我要为一家人找吃的，筹建第二代防震棚，为伤残老人端屎端尿，还要照看小儿子。傍晚妻子下班回来，由她照顾伤残老人，我趴在地铺上，开始撰写书稿。

妻子说：“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注意会油尽灯灭的。”

我说：“一个字，就是一滴油，字写得越多，油就越多，灯会越点越亮。”

在护送老人北上医治震伤途中，护送孩子南下暂避瘟疫途中，我都随身带着书稿资料。无论在车站候车室里，还是在列车上，在兵营里，在亲戚家中，到处都是我的写作场所。无论在耳旁的隆隆声中，还是敲锣打鼓唱大戏声中，我都能排除干扰，全神贯注去写作。无论人们怎么说，怎么议论，刺人心骨，都不会影响我既定的写作计划和情绪。

有人说我是“一本书主义”。能这样全神贯注去写一本书，是“一本书主义”思想支配的效应。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丁玲，为鼓励青年人学习和创造，提出要写一本书流传于后世。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错误呢？过去不该批的东西批了，不该斗的事物斗了，整、批、斗得死气沉沉。硬批斗丁玲为“一本书主义”，打成右派，贬到新疆，劳动改造。丁玲平反了，难道还不应深思和反省吗？

时到今日，有些人还阴魂未散。当我和女儿蓝岚合作，写这部纪实文学著作时，说我又搞“一本书主义”。说什么中国人律已，不应自己写自己，也不应由女儿来写自己。我认为自己写自己，由女儿来写自己或由别人来写自己都是一样的，只要无虚假无邪念就可以了。虚假的东西，自己和别人都不可以写，别人来写，也不能把虚假变为事实。

我写有关遗传学研究专著的时候，好像着迷了。

有一次，我从林西出发，到卑家店赶集，希望能在集上购买到一些较便宜的副食品。这是一条由唐山通往山海关的一级公路，那时还没高速公路，一级公是主干道，来往车辆很多。我骑着自行车上路，在自行车上，我突然想起书稿中某些章节和段落。想呀，想呀，我忘记了是在自行车上，忘记了目的地，但又能惯性地踏着自行车往前走。走呀，走呀，我来到一个集镇，以为是卑家店。我经常到卑家店赶集，看一看又不象是我熟识的卑家店。我下车问路人，才知道这是滦县的县城了。从住地到卑家店只有几里地，但我已走了几十里。因此，我只得折回。卑家店集已经散集，什么也买不到了。

我到家后，家人看见我两手空空，问我为什么没买点东西。我和家人说了事情的经过，家人都为我惊心，捏了一把大汗。大路上，这么多来来往往的机动车辆，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发迷了，很易被机动车撞倒，非常危险。她们又为我能安全回到家感到庆幸。以后，我出门上街，不论远近，她们都要叮嘱我一番：

“不要在路上发迷。”

她们把我当成呆子一样看待，有时还叫孩子跟着我上街，可以提醒我。

还有一次，多天来我对书稿中某一公式的推导，怎么也想不通，我很焦急和烦躁。

一个晚上，我睡梦中见到一位老人，腾云驾雾似的，飘飘而来。老人把公式的推导，写在黑板上，又不言不语的飘飘而去。我呼喊老人，老人没有理我，我即从梦中惊醒。那时正是严冬，小窝棚不能有效御寒，我不顾天寒地冻，立刻从温和的被窝里窜出来，亮着灯，伏在桌子上，记录下老人启迷。

我的行动，把妻子惊醒了。她拿着一件棉大衣赶紧盖到我身上，问我：

“半夜三更，起来干什么？”

“有仙人从远方飞来，指点我。我怕忘记了，赶紧记下来。”

“什么仙人指点，是你做梦还想着你的书稿。” 妻子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相信什么神仙，但一个人睡着了，大脑已经休息，也许小脑还在工作。这是小脑工作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