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在唐山大地震后的小窝棚里诞生，二十年后，在嘈杂商场的角落里完善了的科研专著。在惠州市人民政府支持下出版了！

一、有了希望

这部二十年前就通过专家审查，多个出版社表示可接受出版的科研专著，现在得到惠州市人民政府提供出版经费支持，将可以出版！

当我温饱得到解决，并有一些积蓄的时候，我曾想自费出版。但又考虑，这就不能购买福利房，将不得安居：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该给自己留点后备金，才能无后顾之忧。这就是说，满足自己的事业心，则生活有后顾之忧；反之，则会产生事业的失落感。这都是精神折磨！

我回家乡以后，有机会和当地一些老领导、老朋友和老同学接触，经常谈心问温暖。

一天，我来到黄亚霜家。三十多年前，我在中共粤东区委员会城市工作部工作的时候，他是人事科科长，我只是一个小干事。后来，他曾任惠州市人事局局长，因年迈来到市政协任常委。我也在市政协任常委，虽然职务相同，我还是尊他为老领导，对他非常尊敬。我有困难的时候，经常向他请教，请求他帮助。

就在那一天，我提到在唐山大地震中的那部科研专著和现在自己一些难以决定的想法。他很同情，为我出谋划策。他建议我去找市政协主席黄良坤。我带着书稿复制本上、下两册；在《潜科学杂志》上，以论文形式发表的书稿摘要介绍，找到黄主席。出乎我的意料，又得到他的同情。他即时执笔修书，通报副市长叶月坚。叶副市长接到通报后，非常痛快地表示支持，嘱咐我速与省有关出版社联系。

我到了广州，先和中山大学出版社联系，该社社长和总编接待了我。他们翻阅了我书稿复制本, 认为属于科研专著,表示欢迎。但又认为这是二十年前写的，当时虽然有院士和教授级的专家审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建议出版，还有国家级刊物介绍，但是已过了二十年。是否过时了？还须请专家再审。

我自信这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但是真理不会二十年就过时，也许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被社会认识和接受。

历史上有许多科学家，如孟德尔发表他的碗豆杂交试验论文以后，经过三十年才被三位科学家认同，重新发表他的论文，被确认为现代遗传学创始人。又如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 这和当时教义以地球为中心的学说相抗衡，而被烧死。但真理是烧不死的, 地球还是围绕着太阳转。科学发展史，常是千辛万难，才能得到进展。因此，我不是担心什么再审，我担心一时找不到审稿人，又要拖延时间，而错过了机会。

我立即想起两个人，他们在二十年前，就曾看过我的书稿，给予过好评，希望能早日出版，和更多读者见面。现在他们还健在，而且就住在广州市。在他们的书房里，也许还有该书稿复制本，可以请他们再审。

我来到华南农业大学，找到李郁治副教授。他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又留校任教多年。他和台湾李登辉先生是多年的同学和同事，由于政治观点不同，而走上不同道路。建国以后，他为建设新中国，从台湾偷渡回大陆。初时，对他还重视和重用，后来被凝为特务。反右斗争时，又被打成右派分子，到一个劳改农场当农业技术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得以平反，落实政策，调到华南农业大学任教。由于历史原因，现在他虽然不是教授，但是有副教授御。他对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有很深造诣，曾自编教材为研究生班授课，曾为他学生编著的《生物统计学》审稿。他也可作法定合格的审稿人。因为我和他都是在极艰难条件下，为科学事业而呕心沥血走过来的人, 所以我提到我的专著由于得到惠州市人民政府支持, 即可出版时, 他为我的机遇感到很兴奋。当我又提到还要有两个审稿人时，他同意作为审稿人之一。后来，又为该专著的出版写了《序二》。

我又来到中国轻工总会甘蔗糖业研究所, 找到老所长王鉴明教授。他是名专家、教授，又曾是全国人大代表, 现在已八十高龄, 身体还很健康。退休后, 仍继续著书立说，发表文章。我在他书房里，看到他的论著很多，是个多产的科学家。

他的记忆力很好。我和他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他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我到他住地去拜访过他；一次是我要调回广东来工作，曾到他家去拜访过他，他还为我调动工作操过心，写过两封推荐介绍信。他一见到我，就能说出来：

“你就是那个送过书稿给我审查，在北京见过面，又来过我家的人吧？”

我向王老汇报了这些年来的近况。当他听到，由于得到惠州市人民政府支持，该书将可出版时，他高兴地说：

“这也是我的希望。我早就认为该书应该出版，与更多读者见面。”又说：“我将为该书出版写个《前言》，以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来介绍和推荐该书的由来和内容。”

我的原意是请他审稿，写个再审意见，以支持该书的出版。他表示要为该书出版写个《前言》，这已表示了更深一层次的支持。我也没有再提请他审稿的事了。

他连续写了三篇稿，后综合为一稿。在数千字的长篇《前言》中，介绍该书的由来，着重介绍的是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给予了很高评价；还逐章介绍了该书内容，着重介绍的是新概念、新理论、新公式、新规律和意义。正如他说，是以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认真推敲书写的。

这部二十年前就通过专家审查，多个出版社表示可接受出版的科研专著，现在得到惠州市人民政府提供出版经费的 支持下，将可以出版！

二、职业养事业

职业和事业是有区别的，职业是赖以为生的工作，可以随遇而变；事业则是人生奋斗的目标，应坚持始终。为了生存，必须有职业，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放弃事业，还应以职业养事业。

人不能饿着肚子去干事业。但吃饱了肚子，则应为事业而奋斗。

一个人的职业和事业是有区别的：职业是人们赖以为生的工作，可以随遇而变；事业则是人生奋斗的目标，不应随遇而变，应坚持始终。职业和事业，有时较为接近，可以统一；有时相距较远，矛盾较大或很大。为了生存，你就必须有职业，有时你还不得不从事你不愿做的职业。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放弃自己的事业，否则你的一生将一事无成。

我在河北省农科院时，职业是农业科研，更具体说，是农业科研的发展和应用，我以此领取工资，赖以为生；事业是创造发明，更具体说，是在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基础理论领域有所创造发明。这时的职业和事业较为接近，可以统一起来做，得心应手。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下放到唐山市农业基层单位。职业是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距事业相距太远，但是为了求生，又不得不去从事农业技术推广职业。我的工作是出色的，受到当地领导和农民的欢迎，但这决不是我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因此，我又在极恶劣条件下,安排了我的数理遗传“黑试验”研究。这才有了我第二部独创的科研专著。

我退休了，我的退休金不足以维持个人生活，我又必须另谋一份职业以补贴生计。在一个个体户商场里，卖糕冷饮和为人传呼电话为业，我的职业就是小商贩。为能继续生存下去，我不能放下来生计从事著作,就只得在嘈杂商场的一个角落里, 一边谋生, 一边著作。

这个商场的经营者文化程度很低，有小学和初中毕业，最高学历为高中毕业，算是了不起的文化人了。当他们看到我在自审原稿，整理实验资料和写论著时, 他们哪能看懂这是什么？都说我是读函授大学，认真做练习和笔记。

“退休了, 有退休金，还来这里做生意；做生意还念函授大学，白天黑夜做练习, 这何苦呢？”

他们哪知我具有两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双学历，具有高级职称，发表过许多论著的专家学者呢？！

“人各有志，你们以赚大钱、打扑克、打麻将为乐；我以有饭吃、有事做、读书写字为乐。” 我苦笑对之。

三、完善付梓

全书十五章，前十四章是在唐山大地震后的小窝棚里诞生的，第十五章是在嘈杂商场的角落里脱稿的，有了这一章，该著作更完善了。

全书十五章，前十四章都是在二十年前脱稿的，第十五章是在惠州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的近作。这一章为什么留到现在才写？这有一段原因。

当时，我的好友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杜连恩，河北省司法厅厅长马骥明, 深知在我国要写成一部研究专著的困难，要出版一部研究专著也很困难。把原稿和原稿复制本送出去，是有危险的, 很易为某些不劳而获的科技骗子所窃取，侵占为己有。他们规劝我要提高警觉，注意设防。

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前面提到，我早年写的一部研究专著，书名叫《糖代谢与冬小麦越冬和寒害》，曾连续以论文形式在刊物发表。多年后，我手抄一份书稿，送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请求他们审阅和支持出版。长时间未见回复，我即持挂号邮寄的单据，到该研究所查询。

他们查阅收文登记后，认为确实收到该专著文稿。一位负责同志告知我说：“农科院农业气象研究室正开设同名课题的研究，因此转送他们审阅了。”

我来到农业气象研究室，该室一位负责人又告知我：“作物研究所只转来你要求审稿的信件，未转来你的手抄原稿。”

我又转回作物研究所查问，他们表示待查。长期得不到回复。后来，我得知该手抄书稿的下落，原来落到该研究所一位小麦专家的手上。

某一年冬天，唐山市组织全市农业科技干部培训。组织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请来一位小麦专家，报告题为《冬小麦高产栽培》。唐山是冬小麦高寒种植区，冬小麦越冬和寒害困扰着当地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民。这位专家讲课的内容，就着重讲冬小麦越冬和寒害。他完全是按我所提的理论和观点讲述的，连举例都是用我的试验数据。当时，我也在场听讲，初认为他是根据我早年已发表的论文，虽然没有说明来历，但用了讲了，也就算了。后来他又说：

“唐山有个农业技术推广员，写了一本小册子，请我审阅，大概是为了请奖。因为我不同意他的理论和观点，因此就没有同意他的报奖。”

他可能不知道，我到过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去查过该书稿的下落。现在他自白，我即知道该书稿就落在他手上。他讲课用了我书稿所提的理论、观点和试验，但又说不同意我的理论和观点，这样就变成了他自己的发明创造。他胆敢如此，也许他认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技术推广员，对他这位名专家无可奈何。

我立即写了一个“抗议”，要求大会主持人宣读。大会主持人也曾看过我的书稿，在他们单位还存有一份由我手抄的复写稿。他认为我的抗议是合理和正当的行为。但又认为对从北京请来的专家，还应客气相待，而没有宣读我的抗议。这位主持人，初时对我的理论和观点是半信半疑的，这次听了这位小麦专家的宣讲，确信无疑了。

会后，他找到我，表示了对我书稿的认同和支持。并表示要提供经费，由我署名，由唐山市农委印制，向当地和全国散发。他认为这样做，更能澄清事实的真相。我也同意不再追究，表示对他支持的感谢。为防范还有意外，我写了一份通报，请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高锦良，面交蔡旭。蔡是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全国著名小麦专家。我请求他必要的时候，站出来主持公平、公道和公正。

朋友的提醒，往事的触动，使我更有所警觉，更加注意防范。因此，我就暗中留了一手，把原计划要写的第十五章《正交和反交》搁置不写。因为这一章, 是对全书所提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推理公式和所发现的新规律，又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实验, 可作为又一个有力的实验佐证。当然, 也是该书很重要的一章。

如果不是惠州市人民政府支持该书的出版，到我寿终正寝的时候，也许要带到天堂去见上帝了。可现在已得到惠州市政府支持，即将付梓，我就可以解除防范，重新执笔撰写了。

这一章是在嘈杂商场的角落里脱稿的，有了这一章，该著作更完善了。

我与中山大学出版社联系的同时，还与暨南大学出版社和广东科技出版社联系，都表示可以接受出版。经与现任教授和研究员的几位南开大学校友研究决定，该书送交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这是在唐山大地震后的小窝棚里诞生的。二十多年来，得到众多专家和学者支持，得到一些报社和刊物支持，最后还是惠州市人民政府支持，才能正式出版。我感谢以上所提到的专家学者、报社刊物, 感谢离休干部黄亚霜、惠州市政协主席黄良坤、副市长叶月坚惠城区、中共惠州市常委兼惠州市惠城区书记林升平和黄仕芳、人大主任李思忠等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温暖了我悲寒心，还鼓舞着正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老一代专家和年轻一代的学者。

这部在唐山大地震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作物杂交F1数量性状遗传》，经过二十年挣扎，终于在一九九八年十月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